《理性乐观派》作者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TED的演讲稿

“交配”的思想

说人类本性没有改变,但人类文化改变了,这一主张并不是在否定进化——恰恰相反。人类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进化大爆发,其动力正来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但选择的范围是各种观念和思想,而不是基因。这些观念的栖息之地,构成了人类的大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概念一直努力地想浮到社会科学的表面上来。1888年,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写道:“当发明创造通过模仿飞速传播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叫它社会性进化。”720世纪6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认为,社会性进化的决定性因素是“通过成功模仿制度和习惯所实现的选择”。1976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新造了一个词“模因”,充作文化模仿的单位。到了80年代,经济学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提出,整个经济都是靠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

我认为文化演进的意思是这样的:在10万年前的某一刻,文化本身开始以一种从未出现在其他任何物种中的方式进化,也就是复制、变异、竞争、选择和积累,跟几十亿年前的基因有点像。正如自然选择一点一滴地累积构造出了一只眼睛,人类的文化演进也可以累积构造出一种文化,或者一台照相机。黑猩猩可以教彼此如何用尖头木棍去扎眼镜猿,虎鲸可以教彼此如何从海狮手里抢下海滩,但只有人类掌握了能够烘焙出一条面包、创作出一首协奏曲的累积型文化。

没错,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虎鲸呢?人类的文化存在演进,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也没太多的帮助。光是模仿和学习不足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开始变化,不管人们对其展开了多么灵活多样的不懈实践。还必须有点别的什么东西,人类有、虎鲸却没有的东西。我认为答案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思想观念开始接触、交配、互相结合。

请让我来解释一下。性交带来了累积型的生理进化,因为它把不同个体的基因融合到了一起。故此,一种生物身上出现的突变,可以跟另一生物出现的突变结合起来。最贴切的类比来自细菌,它们可以交换不在同一时间复制的基因,故此,它们能够获得来自其他物种对抗生素的免疫力。

如果不是几十亿年前微生物开始交换基因,动物不通过性交继续交换基因,所有构造出了眼睛的基因就不可能同时汇聚在单独的一只动物身上,构造成腿、神经或大脑的基因亦然。每一种突变都会孤立地留存在自己的血统之内,发现不了协同配合的乐趣。用卡通片的方式想想看,一条鱼进化出了原始的肺,另一条鱼进化出了原始的四肢,可两者都不可能爬上陆地。内在式进化无须性交亦可出现,但它的速度要慢得多。

文化也是一样。如果文化只包括学习他人的习惯,那它很快就会陷入停滞。文化要转入累积,思想必须互相接触、互相交配。“交流思想”是老生常谈了,但却在无意之间带来了强大的繁衍力。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 Jacob)说过:“创造就是重组。”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发明铁轨的人和发明火车头的人永远不能相遇,没办法互相交谈,哪怕通过第三方也不行,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

再想想,纸张跟印刷媒体、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煤炭和涡轮机、铜和锡、车轮和钢铁、软件和硬件,这些东西的发明者们也彼此孤立,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以为,在人类史前时代的某个时点上,有大体积大脑、有文化、会学习的人类头一回开始彼此交换东西,而一旦他们开始这么做,文化就突然累积起来了,人类经济“进步”的迅猛试验也随之拉开了序幕。交换和交流之于文化演进,正如性交之于生物演进。

通过交换,人类发现了“劳动分工”,也即出于互利的目的,将努力和天赋加以专业化。起初,这看似是件不起眼的事情,要是灵长动物学家们能开着时光机器回到它刚开始的那一刻,肯定会把它忽略掉的。较之人类的生态、层级结构和迷信行为,它显得没意思多了。但一些猿人通过互相交换食物、交换工具,让参与交换的双方都获得了好处,于是,它们双方也都变得更热衷于专业化了。

专业化鼓励创新,因为它鼓励人投入时间创造出能制造工具的工具。专业化节省时间,带来了繁荣,因为节省的时间跟劳动的分工是成正比的。人类在消费上越是多元化,在生产上越是多元化,他们的交换就越多,生活就过得越好。更妙的消息是,这一过程没有必然的终结之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劳动的全球分工,越来越多的人专攻主业,我们就会变得越富裕。此外,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没有理由解决不了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崩溃、人口爆炸、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穷、艾滋病、抑郁症和肥胖症。

解决它们当然不会太轻松,但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很可能,到本书出版后的一个世纪,也就是2110年,人类的日子变得比今天好过得多,我们所栖居的地球生态也会变得比现在好得多。这本书鼓励人们去拥抱变革,保持理性乐观的态度,并为了改善人类及其栖居的世界而奋斗。

有人会说,我不过是在重复亚当·斯密1776年就说过的话罢了,但从亚当·斯密的年代至今,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不断改变、挑战、调整和深化着他的观点。比方说,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我的个人天赋恐怕难与亚当·斯密比肩,但我相较于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可以读他的书。打从斯密的书问世,他的见解就在跟其他人的见解进行交配。